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这一终极命题，它也始终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人们不断去追寻自己的根，也期待遇到未来的自己。在文明探源之旅中，无数学者，用书写叙述着文明的源头和脉络。有的面向专业读者，有的面向普通大众，也有些两者兼具，游走于学术与通俗之间。

再说何以为人

——考古学家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读后

关于何为人？人何以为人？许多学科与先哲都在尝试探索与回答，近年来，考古学的发现渐渐给出了最实证最清晰的答案。比如，美国考古学会前会长罗伯特·凯利曾经以《第五次开始》为题，追溯人类形成与演进历程中技术、文化、农牧、国家的出现以及现在正持续且目前尚难以准确概括的第五次重大突破，将我们导向以科学技术支撑的全球化以及难以预测的未来的加速演化的人类历史进程，我曾以《何以为人》（曹兵武：《何以为人:考古学的追寻与观察》，《中国文物报》年10月2日）撰写书评予以评论。而在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理查德·利基的《人类的起源》中，则赋予直立行走更加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探索起源

《第五次开始》，作者：[美]罗伯特?凯利，出版社：中信出版社，译者：徐坚，出版时间：-7，定价：58元

确实，观察和定义人可以有多个角度，比如有说人是有思想理性的万物之灵的智慧动物，有说人是工具使用者和制造者，是劳动创造了人，还有说人是直立行走的裸猿，等等。这都是放在不同情境或者面临不同的比较对象而言的人的特性。而就进化来说，直立行走的确具有更高的层位，可以说是人的起始性特征。直立行走不仅是人猿分别的生物性分水岭，而且开启了人的一系列新的行为和进化模式，引发一系列后续的生理与文化上的连锁反应，包括凯利所说的考古揭示的技术、文化、农牧与国家等一次次新的开始，都和直立行走解放双手提升大脑的这个起点密切相关。

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具体的适应性环境来说，故事要追溯到东非大裂谷的出现，将当时地球上猿类最适宜的生境隔成了截然不同的东西两半，两边的猿群从此不仅难以继续交流，东边还渐渐隆起，由原来的森林向疏林草原演进，生活在这半边的部分猿类不得不从树栖攀缘性生活方式，转向下地行走探寻新的活路，从而慢慢直起前身，抬起头来，以后边两足蹒跚行走、觅食、谋生……这不仅是身体结构、行为方式、食物构成方面的根本性改变，视野也随之开阔起来，一种新的脑、手配合的适应模式——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物种由此诞生。

双足行走起初当然是很艰难的，摇摇晃晃步履不稳，但是它首先将手解放出来，可以携带东西，并逐步变得灵巧，往后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此外，为了支撑昂起的头颅和自由运动的手，整个身体的重力结构、骨骼、肌肉都开始发生变化，和饮食结构变化结合，额头逐步突出，下颌内收，同时肠道变短，食物消化时间与能耗更少，从而将更多适宜的能量供给脑部发育和运行。尤其是骨盆变窄，女性生育更加困难，加上人类婴儿的头颅越来越大，早产趋势越来越明显，生育、养育方式也作出相应的调整，不仅母亲与早产儿有了更长的陪伴期，结合食物获得、人群迁移中婴儿携带与照料等需要，男性也开始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共享意识逐步增强。总之，持续的后果是人类的脑容量不断增大，行为与群组模式以及相互关系、交流协作能力、工具制作与使用能力等都开启了新的演化方向。漫长的儿童期及青春期来临时的加速发育，让其具有更好的条件接收母亲的抚养照顾，也使其与群队中的其他成员更易于形成师生等社会关系，从而获得知识、技能和文化的授受与传承，生物性适应和文化型适应的结合，大大提升了人类随机应变能力。

化石与考古发现材料表明，猿人被迫下地尝试直立行走之后大约万年，到距今万年左右时，才打制出第一块原始的石器，这种简单的用石头碰撞或击打石头形成石器的技术因为最早发现在东非的奥杜威峡谷而被命名奥杜威石器工业，其产品也基本上仅仅是简单的砍砸器、刮削器之类。

又大约万年之后，到距今约万年左右，人类摸索出对原始石器进一步加工的技术，开始从双面修饰石器边缘或者尖端，让石器变得更锋利、合用，并对石器形状有了相对固定的模式设计，其中一种类似水滴形的中轴对称的长三棱尖状器，成为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与器形代表，并以其最早发现地法国的阿舍利而命名为阿舍利石器技术。

又大约万年之后，到距今约50万年左右，人类掌握了石器间接加工技术——即用工具加工工具的勒瓦娄瓦技术，为了精确地制作一件石器，他们可能会先修理出加工台面，甚至预先制备专门的石核，然后用石锤或者其他工具从其上剥离出非常锋利的各种石片。这样以来，一块优质的石料就可以开造出更多更高效的适合人类之用的工具，石核本身也可以继续加工成比较大型的适用石器。自此，技术开始进步迈上快速发展的轨道。

探索起源

（《人类的起源》，[肯尼亚]理查德·利基著，吴汝康、吴新智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年9月出版，科学大师佳作系列之三，年。）

从距今约6万年起，考古学家开始在非洲、欧亚大陆的不少地方发现以更多种类的材料如骨角蚌壳等制作的更多类型的工具，其中包括将一些锋利的石片镶嵌于骨或者木柄上，组合成更专门化的工具，比如弓箭或者可以远掷的标枪等。同时，一些遗址中也开始出现一些非实用性人工制品，如装饰品、艺术品等，甚至直接在洞穴墙壁或器物上绘刻、留下记号，它们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工具或者符号类工具。显然，后者并非直接用来制作其他工具或者获取生活资源，而是信息与思想的载体。

工具是人身体的延伸。通过工具，人提升了手与脚以及其他功能性器官的能效。而意识形态物品包括语言符号则是大脑的记忆以及人们相互间交流的延伸。体现这些延伸的上述各项发明创造都源自脑与手的不断进化并各为其不同进化阶段的表征。人类骨骼化石发现表明，在距今万年左右，工具制造者的脑容量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达到平均约毫升左右，比黑猩猩类增长约三分之一，并和同时期的南方古猿等早期猿人渐渐拉开差距。因此，第一批能制造工具的人被命名为能人。而掌握了阿舍利石器技术和学会了用火的人类，则可能是直立人形成的标志，他们的脑容量大致在平均0毫升左右，比如北京周口店的直立人脑容量在-毫升间。可能正是依靠着这些技术与装备上的进步，人类第一次走出了非洲，将自己的生存生态位扩展到几乎整个欧亚大陆。

比较奇怪的是，智人出现时脑容量（平均约毫升）相对于当时欧亚大陆正活跃着的直立人后裔尼安德特人（约1毫升）反而有所缩小，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物品已开始发挥助力作用？还是脑的质量有所提升？可能是两者的作用都有，但是显然后者才是问题的实质，因为各种迹象表明，距今大约5万年以来诸多新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物品、组合工具等的出现正是和这批人有关，脑与身体的进化可能已经由容量扩展走上更加精巧的质量提升的轨道，我们现代人的脑容量基本上平均在毫升左右。

在上述的工具性延伸、个体和群体的自然与文化双重适应进化以及对自然的开发与驯化过程中，也激发出很多新的人性素质，比如不畏艰难、好奇探索与不断调整、扩张的适应性；从工具到观念的延伸性与超越性；知行合一、相互协作的社会性；更关键的是，与自然共同演进的协同进化能力和自觉性。其实人与工具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相互相互依存的加工、规训和改进、提升式互动，而向大自然开掘的深度，也提升了文化的高度。其中火的驯化以及动植物的驯化，具有非常复杂的象征性意义。

火本是自然现象，大致与直立人产生同时，考古遗址中已经开始出现人类用火的遗迹，人类尝试主动地将火引入自己的生活。火不仅可以帮助人类恐吓野兽，加工食物，助力消化，而且可以驱寒照明，考古学家推测，用火技术可能伴随直立人走出非洲，立足于欧亚大陆，也是在火塘周边，慢慢孕育出更多的社会性文化内涵。最终人类学会人工生火和熟练、精确地改造火、驾驭火，甚至借助太阳的能量，主动将其用于征服和改造自然，比如毁林开田、烧制陶瓷、冶炼金属、铸造器具……不同于一般的工具，火与人类结盟并让人类插翅高飞。而动植物的驯化、农牧业的发明，则让人类长久定居于一个地方，深度开发自然和人工资源，渐渐发展出村落和城市，衍生出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关系，最终使得人类和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猪马牛羊等一起成为地球上子孙最为繁盛的生物，彻底改变了大地景观和文化生态。

这样两种不同的驯化模式，除了既有的工具对象特有的人工干预和延伸性特点之外，也有一种明显的相互调适乃至结盟的趋向，从而形成明显的新型的协同共生关系。被驯化的对象自身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更加复杂多样的变体和延伸性存在样态，并对人类与文化发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最终导致社会复杂化和照彻整个生活方式的文明的发生。

因此，如果说人的形成和进化是分阶段的，那么直立行走就是第一个重大的分水岭，是人——具体地说是人科诞生的标志。工具的制作与完善、思想符号的发明则可能分别是人科中形成新的人属成员——能人、直立人以及晚期智人（现代人）这些执一时牛耳的新物种脱颖而出的标志，每一个阶段都是破天荒的，会淘汰一批落伍者，但也是在前一个基础上的再次突破与起飞，整个过程相当艰难曲折。智人即现代人作为当今硕果仅存的人属成员物种，一路上伴随着不下十余种已经灭绝的歧路兄弟。

关于现代人的出现及其与各种早期人类以及当今各地各民族的具体关系，比如一元起源还是多元融合，等等，一直是近年来学术界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