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母亲到永远

陈学友

我的母亲平凡而又非凡，留给我们儿女的精神财富，值得永远珍惜、传承。

含辛茹苦——养育九个孩子成人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母亲生育了我们九个孩子，五男四女，其辛劳程度，无法言状。我们吸干了母亲的乳汁，而她那羸弱的身体却有着惊人的顽强毅力，受尽千辛万般苦，抚养我们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

我上小学一年级正逢上“大跃进”吃食堂，经常喝能照人影影的稀糊汤，最可怜的是我拿的黑瓷碗有个“v”字形的缺口豁豁，比别人少吃三分之一。晚上饿得发心慌，母亲给我们每人抓一把柿子皮充饥。柿子皮也是有限的，无奈就让我们挖野菜，什么刺芥芽、荠菜、马齿苋等吃了个遍。野菜也找不到了，只好吃榆树皮、晒干的红薯叶蔓。能吃的树叶也没了，母亲带我们上山挖蕨根，这蕨根俗名叫拳(荃)芽子根，挖回来后放到水沟里泡上七八天去其苦味，再剥去黑皮晒干，用石碾子碾成粉，将罗过的细面包成饺子形的角角，当成主食吃，这东西不好消化，耐饿，总算没有烧火断顿，维持了性命。大弟饿急了吃了白观音土，几天拉不下大便，还偷偷烧桐籽吃，口吐白沫，玄乎丢命。

母亲在山上干活儿挣工分，“歇伙”(放工前让社员歇一会儿)期间，赶紧纳一会儿鞋底，或是弄一捆柴，而我们几个小孩由奶奶照看，我们饿得哭成一团，奶奶没办法，只好朝着山的方向喊：“何福莲，快回来，娃饿了”。

母亲信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古训，再苦也要让孩子读书，可是家里人多劳少，生产队凭工分多少分粮，我们上十口人之家，往往分的粮食没有别人家的一半多。姐姐读完初小就回家劳动，大弟辍学回家干活，二弟三弟继续念书，我是老大，因为喜欢念书，加上小学寇老师经常对我父母嘱咐，一定叫我把书念成，将来才有出息，于是母亲让我安心读书，我便步行45里到色河中学读完三年初中。家里再穷每年还喂了一头猪，我们姐弟打猪草，因没粮食喂猪，有一次年关，杀了一头猪，才38斤猪肉。

父亲36岁时不慎摔断了右腿，没钱住院，请土医生接骨，又因接错骨重接，父亲在床上躺了一年多，家里就更穷了，关键是粮食不够吃，母亲毫无怨言，默默地支撑这个家。

父亲想改变家里贫困现状，与生产队长口头约定外出搞副业，每年给队上交30元(相当现在元左右)。父亲一走，家庭重担就由母亲一人扛。可是一连四年父亲腊月回家，竟然没拿回一分钱，雪上加霜，我家成了全村最大的“缺粮户”和缺钱户，连同父亲的欠账和工分(每一分工是一角二分钱)算账，六年累计共欠“缺粮款”多元，这是个天文数字，相当于现在的多万元。而那些“余粮户”不仅能多分粮，每年还能分到60多元，相比之下，我家已赤贫到极点。父亲后来收了心，从九里坪“担脚”到柞水凤镇，来回两天行程里，担八九十斤货物，一次能挣三元多钱(父亲本来力气大能担多斤，因右腿骨折落下残疾只能担八九十斤)，慢慢地给队上还“缺粮钱”。年，我考上色河中学，没钱交学费，我想“男娃不吃十年闲饭”，都12岁了，应该为家里分忧解难，于是跟着父亲担脚，担了6个八磅锤48斤，没想到人小力气不足，走了二十多里路，小脚丫子疼，腿疼，肩膀疼，咬着牙勉强磨了两天走了75里到凤镇，挣了一块一角五分钱。后来参加工作了，我写了《12岁那年我担脚》，发表在《商洛日报》上。

家里每个月至少要推三次石磨，这是个重活儿，三四十斤苞谷或麦子磨成面粉，往往要推磨三个来小时。母亲为了不耽误上工，每次半夜子时叫醒我们姐弟三人去康成仁(后来为少将)家院子里推磨，推磨的杠子抵在腰间，边推边打瞌睡，可母亲毅然不停地罗面，还鼓励我：要向你康表叔学习，将来考大学。

母亲每年都要捞一大木缸萝卜缨子酸菜，常常是捞一笊篱酸菜放入锅里，再切些红薯片，搅不到半斤包谷面，做成一大锅酸菜糊汤供全家吃，一点油水也没有。就这样苦苦度日，终于把九个儿女拉扯大。

纺织能手——为了子女有衣穿有尊严

且不说住的两间石板房如何逼仄，也不说吃得如何低劣，就说一大家子人穿衣，那成了一个大问题。年代中期，布票供应每人每年一丈七尺五寸，即就是从商店扯回“洋布”，也只够做一身衣服，况且我家就连最便宜四毛钱一尺的平布也扯不起。母亲为了弄一点零用钱，私下与人交易每尺布票卖一毛钱，而全家的衣服只能靠母亲纺织土布了。母亲带上儿女在坡上开荒地两亩多，种上棉花，尔后每天晚上纺线到半夜鸡叫。家里有两架纺车和一架陈旧的织布机，大姐出嫁了以后，母亲教会了我的大妹纺线，都是白天上工劳动，夜里纺线。我初中毕业遇上“文化大革命”，返乡劳动，能给母亲帮上忙，因为是冬天，母亲夜里纺线脚冷，母亲让我给她点“火亮”，就是用苞谷信(芯)子烧一小堆火，她借助火的光亮纺线，既为她烤脚取暖，又节省了点煤油灯的煤油钱。我要时不时地给火堆添苞谷信子，常陪她熬到深夜。母亲到后半夜才睡觉，不到两个时辰又要起床做饭，久而久之，母亲落下了咳嗽的病根。我为母亲的辛劳感到非常难过，常想什么时候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我们户家塬桃园村有七个生产小队多户2多人，会织布的妇女只有4人。母亲织布速度相当快，脚一踩，手一搬，梭子在经线上下交错中来回游动，将梭子里的纬线稳准地嵌入经线之中，旁观者常看得眼花缭乱，啧啧称奇。有的妇女织布需五天才织成一个土布(每个土布三丈六尺长)，而我的母亲三天半就能织成一个土布。由于母亲纺的线粗细匀称，织出来的布细密而平顺，没有线头疙瘩，很有卖相，拿到集市上卖甚为抢手，每个土布卖22元。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全家穿衣的问题，又为今后盖房子攒下了钱，弟兄们已快长大，房子必须要盖，我真佩服母亲持家的战略眼光。

母亲聪慧过人，会裁缝，做的单衣、棉衣穿到我们身上很合体，还给我这个所谓的读书人专门做了西裤(母亲叫它为“小腰裤”，全凭他自己想象做的，当时农村还没有几个妇女会做西裤，农民们都穿着大裆裤)，引来不少人羡慕的眼光，使我们走在人前感觉很体面，有尊严。

心灵手巧——手艺高超使家庭告别“缺粮户”

母亲心灵手巧，并没有拜师学艺，却有着好几种不同凡响的手艺，正是有这些手艺，换了些小钱，攒了三年，还清了生产队里的缺粮钱，改变了穷困面貌，全家终于能吃上饱饭了。

母亲会缫丝。年至年，母亲让我们姐弟打桑叶养蚕(全村只我一家养蚕)，她喂蚕时总是念叨：“蚕姐儿爱戴花，茧儿结得密巴巴”，祈愿有个好收成。母亲完全出于自己的想象，制成个小铁架子，安有一个小摇把，装有一个线轱辘，把这个小架子放在锅沿旁，烧一大锅沸腾的水，蚕茧儿漂浮在水面上。但见她把十几个蚕茧的丝头找出来，将十几缕蚕丝引入架子上的一个小孔里，然后把蚕丝缠绕在线轱辘上，将摇把轻轻转动，霎时，开水锅里的茧儿活蹦乱跳，十几缕蚕丝鱼贯而上，绕在了线轱辘上。我站在旁边简直看呆了，老是想，母亲是怎样找到蚕茧的丝头的？她从未出门跟人学过这手艺呀。我对母亲佩服得不得了。

母亲会做花线，方圆十里八乡没有人会这个手艺，因为我的三妹把花线拿到牛耳川、界河、九甲湾、柞水的柴庄等集市去卖，也就只我这一家卖花线。那时候农村妇女都讲究做针线活儿，谁家女子嫁人，男方首先要考察那女子会不会做针线活儿，而做针线活儿的最高标准是看绣花绣得怎么样，因此卖花线就有了市场。母亲将花线染成五颜六色，而且色泽鲜艳，那是绣花者的最爱。三妹每次赶集回来，总有十几元钱的收入，既补贴了家用，又还了队里的缺粮钱。

母亲会绣花。我小时候冬天总戴一顶“凤冠帽”，那帽子的前沿有个用褙壳子蒙上白布的帽檐，白布绣上凤凰图案，我每到一处，妇女们对我帽子上的绣花仔细观看，称赞不已。那时候的蚊帐上部必定有个绣着各种花朵的帘子，那是展现了主人家的绣花水平。嫁女时，做的长方形枕头，其枕头的两头要做四寸见方的两片绣花褙子，嵌在枕头的两头，这也是出嫁女的女红作品展示。母亲给姐姐教会了绣花，姐姐出嫁时的绣花枕头和绣花帐帘，是母亲教给姐姐做的，确实漂亮极了。

母亲会做花馍。凡是村里老了人，都要请母亲做花馍，也就是献祭馍，当地人叫“水献”。这花馍插上或摆上用面团做的各种鸟兽虫鱼，诸如蛇、猪、鸡、马、牛、鸟等形状，染成各种颜色，看起来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这手艺是奶奶传给我母亲，母亲又传给我姐姐陈学保，而陈学保做的花馍远近有名，县文化馆还陈列着陈学保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做的花馍。

母亲会制做各种民间工艺品。母亲做的小猫、小狗等小物件暂且不表，而做的“狮子滚绣球”堪称艺术珍品，现在还挂在我的床头上。这种工艺品在当时干部工资只有30元左右的年代，卖给外贸公司每幅五元，价钱确实不低了。

母亲会吹笛子。我小时候听过母亲吹过几次笛子，她还作为“响手班子”成员，在一位逝者的“奠酒”仪式上吹笛和敲叮当。我记得母亲吹过《二小放牛郎》，纯粹是自学的，虽然曲子简单，但却激发了我对音乐爱好的兴趣。初中时，我学会识简谱，会弹风琴，会拉京胡、二胡(用蛇皮、竹筒、冬青杆自制的)，后来在陕西师大弹钢琴、拉小提琴，在师大舞台上，演出《长征组歌》，表演七人二胡齐奏《骏马奔驰在千里草原》。我三弟当教师也会拉二胡，都是受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是子女第一位好老师。

母亲干活儿眼尖手快，速度惊人，每年冬季剥桐籽，别人一天顶多剥五六升，而母亲剥一斗(50斤)多。队里搞过摘棉花比赛，母亲稳拔头筹……

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行。

母亲，你在天国能听到我的诉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