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苏州中院组织全国法学界相关研究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等对此次提交的全部篇学术文章进行严格盲评，共评出一等奖9篇、二等奖14篇、三等奖27篇。7月26日，在苏州法院优秀学术论文表彰仪式上，对该50篇学术文章及其作者予以通报表彰，与会专家及领导对全市两级法院11名获奖代表颁奖。

全市法院广大干警尤其是员额法官，要在抓好执法办案第一要务的同时，注重研究审判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勤于思考，勤于笔耕，不断提升自身的调研能力和水平。要围绕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的目标要求，进一步完善司法调研长效机制，培养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法院系统具有影响力的司法调研骨干，努力以高素质的法院队伍，推动全市法院工作再上新台阶。

通向智慧法官的阶梯

考察世界法治昌明国家，作为“法律人格化体现”[1]的法官群体，其学养之深，不少堪与法学家比肩，不分轩轾，甚至直接由法学家“转岗”而来。典型的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现今仍有几位曾在法学院担任过教授[2]。判词精妙的卡多佐、霍姆斯、波斯纳等耳熟能详的司法巨匠，本身也都是著述等身的杰出法学家。可以说，优秀的法官天然印有学者的胎记，身体里与生俱来流淌着学者的血液。诚如张说先生所言：“虽然法学家不一定都要去做法官，但法官却一定或应当去做法学家。”[3]

面对日益加剧的人案矛盾[4]，法官何以从一名机械的“司法民工”嬗变为一位兼具法律素养、人文关怀、通才练识的智慧法官？办案之余注重调研，并能像学者一样思考问题、阐释法理，便是通达这一境界的阶梯。舍此，别无他途。

虽然案件存在类型化的情形，我们也反对和力避“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但事实上如同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同案”只是一个语义上的概念，同样的案由经常呈现出看似相似、实质迥异的内在特质。法官经办的每一起案件都有它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不能一概而论。简单套用法条所推导出的裁判结果，或许能够符合法律条文的字面规定，但却很可能暌违事实的原貌和立法的本意。

调研的意义，首先在于帮助法官理性而又专业地把握所办的每一起案件，不仅提升庭审的驾驭能力，而且增强厘清事实、适用法律的职业本领。接手一起案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是法官的基本功。如果说查明事实主要仰仗于经验，那么适用法律则必须依靠法官深厚的法律素养。特别是在复杂多元的社会转型时期，法律作为“一个理性存在为约束另一个理性存在而制定的规则”[5]，在秉有逻辑性、科学性的同时，也存在模糊性和局限性[6]，难以为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种可能预设明确而又恰当的规则。不周延性和滞后性是法律固有的特性，也是法律难以克服的天然缺陷。法官如果只是像自动售货机一般模式化地适用法律，就难以在时移势易的社会生活中接近裁判的实质正义。现实中，我们常常遭遇这样的尴尬和困惑，一份从专业角度看似无可指摘的判决，一经作出，公众反映不佳甚至差评如潮，形成专业评价与社会评价的背反和撕裂，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7]。因此，面对静态的法律规范与动态的现实生活之间不可避免的落差和错位，法官不仅要以法律为准绳，也要通晓社会的常识常理和普遍认知，善于吸收学界的通行学说和研究成果[8]，以深厚的学理功底对制定法的立法精神、内涵本意进行深入探究。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联结起有限规则与无限生活之间的空隙，“在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对法律的诚挚理解来适用法律”[9]，将立法的普遍正义凝结为个案的公正裁判，实现法理情的完美融合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调研的第二重意义，在于引导法官沉下心来，围绕一些感兴趣的司法问题，进行扩展式研究，铢积寸累，成为全面掌握这一领域前沿问题和最新研究动态的执牛耳者。苏州地区的法官每年都要办理数以百计的案件，其中不乏法官感兴趣的个案、类案和新类型案件，值得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探索，以拓展现有的智识边界、指引未来的审判实践。比如，在劳动争议案件中，我们已经遇到“外卖小哥”与互联网平台、劳务公司、餐饮企业之间劳动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等伴随新技术、新业态而产生的新型劳动法律关系问题[10]。对此，法官不仅要在办案过程中进行必要的法理探究，以弥补立法尚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