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安徽大学讲席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历史地理、明清史、域外文献与东亚海域史研究，尤其专长于徽州文书与社会史研究，迄今已出版《乡土中国·徽州》等十数种论著，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三十卷、《徽州传统社会丛书》（合作）等。目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以来徽州会馆文献整理与研究”之首席专家。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江南社会(上)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江南社会(中)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江南社会(下)

前言

1

地处皖南低山丘陵地区的徽州，明清时代是个府级的行政单位，其下辖有歙县、绩溪、黟县、休宁、祁门和婺源六县。在传统时代，因地少人稠，有限的土地上收获的粮食难以自给，故而许多人不得不外出务工经商。诚如徽州俗谚所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当地人自嘲——前世作孽，才生在徽州这样自然条件相当不利的环境中。人们到了十二三岁（或者说十三四岁），其中的不少人接受过基础教育，此后，除了在家务农或继续读书深造者外，绝大多数的人就被父母送到外地去做学徒，学习经商，所以说是“往外一丢”。

正是因为大批的徽州人外出务工经商，所以明清方志明确记载：“徽州人以商贾为业。”太平天国前后著名学者汪士铎，甚至直接称徽州的土产为“买卖人”。在明清时期，徽州一府六县所出的商人虽然统称为“徽商”，但各县的侧重点又有所不同，歙县主要以盐商最为著名，休宁人擅长于从事典当业，而婺源主要是木商、墨商和茶商，绩溪人则多是小商小贩，以从事徽馆业为数众多。所谓徽馆业，也就是徽菜馆和徽面馆。

▲徽州到江南船票

以盐商为例，胡适先生在他的《口述自传》中就曾指出：

徽州人的生意是全国性的，并不限于邻近各省。近几百年来的食盐贸易差不多都是徽州人垄断了。食盐是每一个人不可缺少的日食必需品，贸易量是很大的。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欢喜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

在明清时代，徽州盐商以两淮盐商最为著名，他们将苏北的淮盐运往长江中、下游各地，其行销范围包括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地。其时，两淮盐业的中心是在扬州，所以两淮盐商中最为有名的商人亦即扬州盐商。明代万历和清代乾隆年间，两淮盐业处于极盛阶段，许多盐商皆囊丰箧盈。根据文献记载，明代万历年间，扬州盐商的资本超过万两。及至清乾隆时代，淮南盐务如日中天，一百数十家的徽商西贾麇聚广陵，“蓄资以七、八千万计”。清代前期，康熙、乾隆皇帝先后分别六次南巡，前往江浙各地巡视、游观，其接驾开支多出自淮、浙盐商。扬州盐商之夸奢斗富，连乾隆皇帝都曾惊叹：“盐商之财力伟哉！”

在传统时代，盐商与酱商往往是二位一体，这是因为制作酱料的最主要成分之一就是盐。其时，在江南的核心地带苏州，当地最负盛名的酱商就来自徽州歙县大阜村的潘氏。在歙县南乡，民间素有“周漆吴茶潘酱园”的说法，意思是歙南周邦头的周氏，主要从事漆业经营。在明清时代，“徽严生漆”闻名遐迩，徽商在江南各地开了很多茶漆铺（亦即兼售生漆的茶叶店），其间所售生漆也就是“徽严生漆”。除了周氏经营漆业之外，歙县南乡的吴氏主要经营茶业，而大阜潘氏，则在江南各地从事盐业和酱业经营。潘氏家族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江南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政治上，苏州潘氏出过潘世恩这样的中央级官僚，其人一生为官数十年，历事多位皇帝，被称为“四朝元老”。而在文化上，迁居苏州的大阜潘氏中，出现了不少收藏家和学问大师。一直到现在，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珍藏的文物、典籍中，就有不少来自苏州的潘家。歙县大阜潘氏迁居苏州之后，因经营盐、酱等业发财致富，并逐渐将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遂成为江南一带著名的文化世家。

在江南，富裕程度仅次于盐商的还有徽州之典当商。在明清时代，江南一带素有“无徽不成典”的说法，意思是说典当业大多是徽州人所开，即使是晚清民国时期徽州典当衰落以后，一些并非徽人开设的典当中，徽州出身的典当铺职员也占相当多数。在徽州，休宁的典当商尤其著名。在江南社会，一方面，“济一朝燃眉之急，供万家不时之需”，遍布城乡各地的典当铺便民缓急，为下层民众须臾不可或缺，这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在另一方面，“荒年熟典当”，典当业总是乘人之危而暴发不义之财，似乎成了城市、乡村社会贫困化的罪魁祸首，这一点，被世人不断地强化，从而造成民众强烈的负面观感。

除了盐商和典商之外，徽州木商也相当著名，民间俗有“盐商木客，财大气粗”的说法，“木客”也就是木商。徽州地处万山之中，森林茂密，盛产杉木。自南宋定都杭州以来，徽州的木材就顺着新安江源源东下，这些木材除了供官府建设宫殿、造船之用外，于一般民众的需求而言，还可用以打造棺材。在明清时代，江南一带素有“生在扬州，玩在杭州（或苏州），死在徽州”之谚。这句话的意思是——扬州是不少徽州盐商聚居的地方，故而很多徽人后裔就生在扬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市廛盛况和杭州之西湖美景令人流连忘返，故曰“玩在杭州（或苏州）”。至于所谓的“死在徽州”，则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是徽州是中国风水学的中心，徽州罗盘（史称“徽盘”）蜚声远近；二是徽州的棺材板极负盛名。关于这一点，早在明清世情小说中，就常见有“婺源加料双軿”寿板的记载。直到晚清时期，在《申报》等近代报刊上，也仍然时常刊载出售婺源寿板的广告。

盐、典、木号称“闭关时代三大商”，是当时实力最为雄厚的商人。除此之外，比较有特色的还有绩溪之徽馆业。徽州人的饮食有着比较独特的口味，其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嗜油（虽然说嗜油是中餐饮食中较为普遍的特点，但徽菜在这方面似乎表现得更为突出，尤其是对猪油的特殊嗜好）。从总体上看，徽菜虽然油腻，但在明清时期，随着徽州移民的大批外出以及徽商财力之如日中天，徽菜馆和徽面馆盛行一时。及至民国时期，王定九所编的《上海门径·吃的门径》中还形容申城是“徽气笼罩的上海街市”，他分析说：“徽人在上海的典质业中服役的最多，富有势力，上海的典当押肆，无论那［哪］条街上，终有一二所，徽馆为适合同乡人的口味，所以和典当押肆成正比例，也是每一条街上必有一二所。”

▲《典业须知》等四种秘籍（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

在徽州，民间有“一等生业，半个天下”的俗谚，这是指徽州人以经商为第一等生业，活动的地域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在这些地区，歙县的盐商，休宁的典当商，婺源的木商、墨商，绩溪的徽馆商人，等等，全都以其鲜明的特色闻名遐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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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时代，江南是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因此，当地民众对于徽商的刻画也特别丰富而生动。较早提及徽商活动的《云间杂识》，就出自江南的核心地带松江府，其中提及：“松民之财，多被徽商搬去。”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江南百姓的财富都被徽商盘剥去了。在当时，社会上始终弥漫着一种仇富的情绪，许多人只看到富人席丰履厚，过着夸奢斗富、纸醉金迷的生活，遂在心理上产生了严重的失衡。

譬如，佚名《云间杂志》卷下记载：明代松江华亭人钱福（号鹤滩），垂涎于江都某妓，及至扬州，该妓已嫁与盐商，“乃往谒商，……祈一见妓耳。商许之，出妓把酒。酒酣，妓出白绫帨，请留新句，公遂书一绝：‘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此一故事，在另一部晚清的笑话集——独逸窝退士所辑之《笑笑录》中，亦有类似的记载：

杭州妓者，多鬻身鹾客，一妓号素蛾，为歙商所据，吾乡黄南谷过之，见壁上小像，书曰：“淡红衫子淡红裙，淡淡梳妆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将来付与卖盐人。”

“独逸窝退士”不知姓甚名谁，但他系苏州人则是可以肯定的。在他的笔下，故事地点从扬州改到了杭州，但主角之一仍然还是“鹾客”（亦即盐商）。其实，两个故事出自同一母本，其主人公究竟是钱福还是黄山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中反映了江南文人学士对于徽商根深蒂固的反感和偏见。此种仇富心态相当普遍，在当时的不少文学作品、曲艺节目中，“徽州朝奉”通常皆以反面形象出场。在三言二拍等明清世情小说中，徽州朝奉总是与为富不仁、吝啬好色联系在从徽州到江南：明清徽商与区域社会研究一起。清人沈起凤在《谐铎·鄙夫训世》中，就以极端的方式，刻画了徽商的社会形象。文中的那位徽商，在江南的核心地带——苏州以小本起家，后来通过卖布发了大财。他大言不惭地说：要想致富，必须先治“外贼”，后治“内贼”。所谓外贼，就是眼、耳、鼻、舌、身。具体言之，不要念图美色，找个丑女人做老婆，一样可以生儿育女；耳朵不要听靡靡之音，在野地里听听秧歌就可以了；鼻子也不要闻香气，闻闻马粪的气味也不错；山珍海味无非是舌尖上的享受，我整天喝稀粥吃咸菜，也能吃得饱；至于穿衣打扮，穿得再好，完全是便宜了他人，他们看在眼里舒适，而我却花了血本。其实，只要用树叶做衣裳，将草戴在头上，从头到脚不花一分钱，最好。至于“内贼”，也就是仁、义、礼、智、信。有人做慈善事业，我从来不做这样的傻事，免得挥霍了自家钱财；我见利就上，可以一生享用；常言虽说要礼尚往来，但我却来而不往，这样就可以占人便宜；聪明人往往会遭人所忌，我整天浑浑噩噩，可以长久保持平凡的幸福；至于诚信更是无益于事，我不妨嘴上慷慨些，但心里却不以为然，让天下人都知道我失信，所以就不会上门找我要钱。这五方面，是去除内贼的“诀窍”。总之，做人要精明，不要脸，不好名，不顾廉耻，笑骂由人，长此以往，要想致富，真是易如反掌……

这当然是讥刺徽商的段子，类似于此的噱头，在江南的评弹、滩簧中亦时常可见，折射出江南各地民间普遍的仇富心态。

▲苏州的木客会馆与徽州茶漆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苏州市景商业风俗图册》）

其实，不少人没有看到这些富人中，有许多人在创业的年代是相当艰苦的。不少人勤俭起家，小本起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人在纪念胡适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从前徽商走遍全国，往往背着一个口袋，里面装着炒米（或炒面粉），每到一地方，只要问老板要点水喝，就可聊以充饥。因为水是不要钱的，有水和炒米一吃，便省下了伙食费的大笔开支——这应是昔日不少徽州人外出的惯例。从中可见，徽商之吃苦耐劳、精打细算显然是有目共睹的。但到了富二代、富三代，生在高墙大院、长于妇人之手的小朝奉，“不思祖业多艰苦，混洒银钱几时休”。

如何改变徽商的这种社会形象，从明代中叶起就引起了徽州人的重视。他们通过提高个人素质，在各地从事慈善事业，改变了世人心目中的固有形象，从而塑造出徽商的整体形象。此种整体形象，亦即“贾而好儒”、“富而好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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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地处皖南的低山丘陵地带，从地理环境来看是相当闭塞的。但由于徽商呼朋引类地持续外出，又不断地将经商所得利润汇回桑梓故里，将各地的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不断地引入徽州。再加上长期以来徽人重视文化积累，所以徽州文化遂呈现出通俗文化与精英文化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特别是经过徽商持续不断的努力，他们对于明清以来的江南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江南而言，徽商在很多地方都是外来者，他们在城镇乡村聚居，逐渐开枝散叶，生根发芽，由侨寓商人逐渐成为当地的土著，从而完成了由祖籍地缘向新的社会圏的转移。由于徽州移民人数众多，迁移过程又持续不断，再加上财力雄厚，且人群素质相对较高，故而对于江南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大致说来，最主要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江南社会输送了大批的人力资源，并在江南独特的人文环境滋养中，涌现出诸多杰出的人才。许多徽州人走出万山之中，开阔了眼界，不仅促成了各个侨寓地社会文风的嬗变，而且，对于徽州本土的变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胡适先生曾说过：

……我乡人这种离家外出，历尽艰苦，冒险经商的传统，也有其文化上的意义。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徽州人的子弟由于能在大城市内受教育，而城市里的学校总比山地的学校要好得多，所以在教育文化上说，他们的眼界就广阔得多了。因此在中古以后，有些徽州学者——如十二世纪的朱熹和他以后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的学者如江永、戴震、俞正燮、凌廷堪等等——他们之所以能在中国学术界占据较高的位置，都不是偶然的。

胡适本人就出自绩溪的茶商世家。他家自祖上就在上海浦东川沙开了几家茶叶铺，最早的一家叫“胡万和”茶叶店，位于川沙镇的大街正中，颇为气派，因为当时川沙尚未建县，故而当地有“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的民谚。由于家族中的不少人都在上海经商，所以胡适也就到上海接受教育，后前往美国留学，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成就卓著的一位学者、文化名人。

▲徽商在江南的茶叶贸易

除了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这些顶尖人物之外，徽州在科举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旅美学者何炳棣先生的统计，从年到年，徽州府产生了名进士（包括在本地考中进士和寄籍他乡及第的），在全国科甲排行榜上名列前五至六名。在此同时的年间，江苏省产生了一甲进士（状元、榜眼、探花）94名，其中有14名出自徽州府；浙江一甲进士59名，有5名是徽州人。

历史上徽州涌现出诸多著名人物，从明清进士一直到现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人才都相当之多。胡适先生甚至说，“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以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半是源出徽州。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一样，人们一看电话簿，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挪威人等一样的清楚。”这些，都说明徽州移民对于外部世界有着重要的影响。

除了为江南输送了大批人力资源之外，徽商对于江南社会的第二个影响是：带来了财富与商业规范。在明代，一些徽商巨贾的资本规模是数百万两白银，及至清代前期，那些大徽商的资本多达数千万两白银。由于财力雄厚，这使得徽州的借贷资本比较充裕，一般人都可以比较容易地获得民间借贷的融资，获致出外务工经商的本钱。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小本起家的人数大大增多。

除了借贷之外，以个人信用为担保的“做会”，也是获得低息贷款的有效途径，这对于徽商之崛起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明清以来，江南各地流行的一种会，就叫“徽会”，亦即以徽州约定俗成的规范“做会”。对此，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中指出：

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互助会办法，叫徽会，因为据说这是从安徽传来的。这个会的收款次序，及每个会员交纳的款数，均事先约定。

费孝通的名著《江村经济》一书作于年，其中提到不久之前传入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的“徽会”。另外，年，安徽学者徐越、方光禄曾介绍过一种会书，是民国二十年（年）方吉庆所定，在会叙中有“至于收发，悉照新安古式，而今湖地皆遵”之语。“新安”也就是徽州的旧称，这显然反映出——湖州一带邀会的做法，也是源自徽州。上述二例皆表明，徽州人做会的规范，受到了江南各地人的遵循。在传统时代，做会是民间融资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使得徽州乃至江南社会充满了商业活力，因此绝不能小觑此类的“徽会”。

除了“徽会”之外，徽商的不少经营规范，也逐渐成了江南一带共通的商业规范。例如，在明清时期，松江府所产的棉布号称“衣被天下”，此处生产的棉布销往大江南北、全国各地，甚至还远销到世界其他一些地方。当年，在国际上非常著名的“南京布”就主要出自包括松江府在内的江南地区。而从事此类棉布贸易最为重要的商帮之一，就是徽商。关于这一点，除了方志、笔记、文集资料的记载之外，还有现存的写本文献可以佐证。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布经》抄本计有五种，这些商业书，对于制布业之原料产地、棉布市镇的分布、销售区域，以及徽商和山西商人对于商业书创作的贡献与交流等，都有着具体而微的描述。其中的四种，都是以棉布业的中心松江府为重点区域展开记录，只有一种范围更广，涉及江南和浙西的金华府兰溪一带，这当然也在广义的“江南”范围之内。至于其编者，除了一种是山西商人所编之外，其他的四种皆出自徽商之手。这些，都从诸多侧面反映了徽商与江南社会的密切关系。从文本的内容来看，徽商在布业经营中扮演着最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在长期商业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与规范，也逐渐为同行业的其他商人所吸收、总结与遵循。再如，明清以来，江南各地素有“无徽不成典”的说法。根据前人的研究，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典当业的人事组织有徽帮式、宁波帮式和绍兴帮式等几种代表性的典当业组织。其中，“以徽式典当的组织最为严密，责任明晰，合于管理精神”。典无废人，经营管理的制度化，是徽州典当经营文化的一个特点。所以，源自徽州的“朝奉”一词，后来竟成了典当业中职员的统一称呼。类似于此的情况，在木材、制墨等行当中亦所见颇多。这些，在在皆可反映出——徽州人制定的商业规范，在江南各地极为盛行。

▲徽州商业书中的江南（《商贾便览》抄本）

徽商对于江南社会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他们与明清以来长江三角洲一带城镇化进程的关系上。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的“钻天洞庭（或龙游）遍地徽州”“无徽不成镇”等俗谚，就极为生动地反映了这一重要影响。所谓无徽不成镇，是指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市镇中，徽商的活动相当活跃。根据胡适的诠释，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一个村落如果没有徽州人，那这个村落就只是个村落，徽州人进去了，就会开设店铺，开展贸易经营，逐渐发展商业，从而将一个村落转变成市镇。胡适为绩溪人，出自徽商世家，他对“无徽不成镇”的解释容或略有夸张，但其中心意思是说，徽商在江南许多地方的城镇化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的确，在明清时代，长江中下游各地的城镇中，徽商是随处可见。17世纪初编纂的万历《歙志》中，有一篇内容颇为丰富的《货殖》，其中就提及：

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而为两京、江、浙、闽、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洲、景德诸镇，……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堧、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

在明代，歙县是徽州一府六县中经商风气最为炽盛的二县之一（另一为休宁县）。上述这段话，基本上可以代表徽商眼中的全国各大城镇。其中所提及的“苏、松”，也正是江南的核心地带。而从诸多历史典籍来看，在当时，无论是繁华都会还是僻野乡村，处处都可看到徽州人的足迹。特别是在江南的城镇化过程中，徽商曾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年，胡适在北平寓所写信给族叔胡近仁，讨论《绩溪县志》编纂的体裁，其中谈道：

县志应注重邑人移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就饿死，早已不成个局面。新志应列“大绩溪”一门，由各都画出路线，可看各都移殖的方向及其经营之种类。

在这里，出自徽商世家的胡适提出了“小绩溪”和“大绩溪”的概念，提醒人们应注意历史时期徽州商业网络的编织。后来，当代的徽学研究者在他的启发下，引申出“小徽州”和“大徽州”的概念，将徽州社会经济史置诸长江中下游乃至整个中国的背景中去考察。所谓小徽州，是指徽州本土的一府六县，而大徽州则是指徽商活跃的区域，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无徽不成镇”的江南，是徽商重点经营的区域，自然也是“大徽州”的核心地带。明清时代“遍地”可见的徽商占据了商业上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是执商界之牛耳。徽商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江南市镇之发展。

▲从徽州寄往上海的书信

徽商对江南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社会文化方面。徽商在江南各地的频繁活动，曾引起明清时代社会风尚的重要变化。徽商的大批外出，导致了“徽礼”（徽州礼俗）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盛行。徽州的祭祀礼俗，恪遵朱熹的“文公家礼”，由此形成的“徽礼”，在徽州乃至徽商所到的整个南中国地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侨寓各地的徽州移民，通过家祭、祠祭、墓祭、会馆祭等，使得徽州的礼俗为世人所熟知——这就是长江中下游各地颇为流行的“徽礼”。精密详备的徽礼，使得侨寓异地的徽州人大大区别于其他各地的人群。

另外，明代中叶以来，徽商在江南各地大规模地收集古玩、文物，曾引起整个社会鉴赏时尚的变迁。当时，财聚力厚的徽商凭藉着巨额资产，大量购置金石、古玩和字画。最初，那只是对士大夫生活方式的一种盲目模仿。他们认为：“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因此，不惜重价，动辄成百上千件地收购。这种举动，曾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嘲笑。此后，随着接触的赝品和真品既多，徽州人的鉴赏水平亦日益精进，涌现出不少赏鉴名家，收藏的精品也多“海内名器”。于是，至迟到16世纪，在东南的文化市场上，新安商人俨然成了操执牛耳的盟主——“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资，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当时，由于徽州人席丰履厚，独具慧眼，赏鉴精到，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审美旨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王世贞就曾经说过，明初绘画崇尚宋人，但自嘉靖后期以来忽重元人手笔，以致从倪元镇到沈周的画幅，陡然间增价十倍；瓷器原先以五代宋朝的哥、汝诸窑为珍，隆庆末年以还，“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他认为，究其原因，“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所谓“吴人滥觞”，指的是苏州作为传统上的文明渊薮，“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而徽商作为后起之秀，居然取前者而代之，从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近雅”的评价。

综上所述，由于席丰履厚、移民持续不断、人群素质相对较高，因此，徽商对于江南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为江南输入了大批的人才、带来了财富和规范、促进了江南城镇的繁荣，对于明清江南社会文化之塑造，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研究江南社会文化，不能不重视明清徽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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